国监委留置第一人

　　原标题:【解局】国监委的第一张留置决定书，给了谁?

　　近日，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“伟大的变革——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”上，一份编号为“国监留字[2018]110001号”的《国家监察委员会留置决定书》引起了岛叔的注意。

　　与之一起的，还有编号“国监文[2018]110001号”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》，以及2份《留置通知书》，一份发给中共贵州省委，一份发给留置对象的家属。

　　4份文件，盖有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公章，共同陈列在如此高规格的展览中，意义着实不一般。

　　留置

　　立案决定书显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委决定对贵州省委原常委、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嫌职务违法犯罪一案立案调查。

　　王晓光案，也被称为国家监察委成立后的“留置第一案”。他落马的4月1日，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揭牌(3月23日)仅仅十天。

　　岛友们需注意的一个细节是，《国家监察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立案调查决定应当向被调查人宣布，并通报相关组织。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，应当通知被调查人家属，并向社会公开发布。

　　而如今可以看到，《立案决定书》、《留置决定书》及两份《留置通知书》的发出时间均为4月1日，这也意味着，在王晓光被留置当天，留置通知书确已发出，通知了他所在党委和相关家属。

　　4月1日晚11点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对外发布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消息。虽然字数不多，但通报措辞却透露出重大变化：

　　消息来源从“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”变为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”;“涉嫌严重违纪”变为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”;“接受组织调查”变为“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”。

　　王晓光案全程的话语转换之间，正折射了从中央纪委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职能转变，也体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。

　　“留置第一案”王晓光

　　变化

　　那么，究竟何谓“留置”?相较于“双规”，此后的工作又将见出哪些变动?

　　与“双规”相比，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留置措施带有法定性，即具有我国法律赋予的强制性，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要求被调查人交代涉嫌违法犯罪事实。

　　此前，“双规”只是要求涉嫌违反党纪党规的党员在规定的时间、规定的地点对所涉及问题作出“解释”和“说明”。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可以依据党纪、政纪和行政法规作出处理决定。而在《监察法》出台前，纪检监察机关发现涉嫌职务犯罪行为的，需要移送检察机关侦查和起诉。

　　尽管在此前的实践中，纪检监察机关也有单独、或与检察机关会商，对涉嫌职务犯罪行为作出调查的，但就办案重点来说，显然“纪在法前”，有时候还会强调“纪法分开”。

　　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贺夏蓉2015年就表示，“纪委办案，说到底是一种执纪活动，就是‘依靠纪律’‘执行纪律’‘适用纪律’‘维护纪律’和‘实现纪律’的过程。”

　　突出执纪特色并不意味着放松查办案件，但当时纪委监察机关案件查办的要求却很明确：快查快结、快进快出，把主要违纪事实查清后，涉嫌犯罪线索可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

　　而现在，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，违法违纪行为一并审查调查，强化了反腐合力，提升了办案效率，也契合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内在一致性与高度互补性。

　　对被调查人涉嫌职务犯罪的，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的，直接制作起诉意见书，连同案卷材料、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理、提起公诉。

　　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、监察委主任刘建超今年3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试点以来，浙江全省各级监察委移送起诉的案件，平均留置时间42.5天，比改革之前纪委“两规”和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平均缩短64.4%。

　　惩治

　　但无论是检察院办案，还是监察委办案，必须坚守不变的即是恪守法治。

　　早在2018年1月11日的十九届中纪委二中全会上，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就强调要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水平，“严把事实关、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”。

　　为了保障纪法贯通、纪法衔接，《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(试行)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先后出台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顺应作出了调整。

　　不少纪委工作人员也表示，《监察法》实施以来，无论是工作程序，还是证据收集，现在都比以前更加严格规范。以往调取书证或谈话取证过程中，有时办案只需和领导打声招呼，或者出具相关文书即可，现在则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批，每一次谈话取证也必须全程录音录像。

　　不过，监察委不是单纯的办案机关，它本质上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。政治属性是监察机关的第一属性、根本属性，必须始终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。

　　本周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和中国纪检监察报联合开设的“法法衔接20讲”专栏第2讲就明确指出，“监察机关履行调查职责，既要查明公职人员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事实……也要通过开展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进行理想信念宗旨教育，体现‘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’方针。”

　　于是我们看到，在王晓光被“双开”的通报中，除了罗列他违反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规定的六大纪律，更直接提及“(王晓光)热衷于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”“不遵守外事工作纪律”“违规公款豪华装修住所”“违规推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”“痴迷兰花”等内容。

　　惩，是为了更好地治。

　　试点

　　这次与王晓光的《留置通知书》同期展出的，还有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的忏悔书。

　　鲁炜是十九大后首名落马的正部级高官，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。当时，国家监察委员会尚未成立。据统计，十九大后至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期间的5个多月中，一共有8名“大老虎”落马。其中，包括鲁炜在内的5位已进入司法程序。

　　从目前的资料梳理来看，这5人的案子都是由地方的监察委调查终结的，分别是浙江、山西、北京三地的监察委。

　　而这三地的监察委也确有特出之处。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11月印发《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》，北京市、山西省、浙江省三省市被要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，从体制机制、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、探索实践，通过试点为在全国推开监察体制改革积累经验。

　　经由试点总结经验，再决定全面推广，符合渐进改革的路径安排，也有力地推动着监察体制的全覆盖迈进和《监察法》的实施落地。

　　在邓小平看来，“我们一手抓改革，一手抓惩治腐败，这两件事结合起来，对照起来，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，更能获得人心”。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进一步明确“深化标本兼治”的工作方向，再次发出动员令，激励全党“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”。

　　而这次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，多名落马高官忏悔书、留置决定或处分决定的展出，除了见出监察体制的一系列切实变化，更深的用意，自然还是要落在坚决反腐之上。毕竟——

　　改革有试点，反腐无终点。

　　文/蔡斐(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)